三十六期 魏加宁——经济增长放缓 改革开放提速
2019.01.01  

主题:经济增长放缓 改革开放提速

主讲:魏加宁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时间:2018年09月15日


         9月15日上午,由青岛金家岭金融聚集区管理委员会、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36期“金融家俱乐部•青岛金家岭财富管理沙龙”成功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魏加宁先生应邀以《经济增长放缓 改革开放提速》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      


宏观经济形势:稳中有为,稳中求进


        看待中国经济形势要从整体看、从全局看、从长远看,经济运行依然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与前些年两位数的高增长相比,2018年部分指标的增速有所回落,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的衰减,急需改革红利的助推和补充。当然,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不能再靠高速增长来维持和掩盖,今后的“中国速度”比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转型的速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改革的速度。



        为何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在改革开放的 40 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每年增长约1.8%,劳动力供给是丰富的、便宜的,每年都有大量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比存量劳动力高,人力资本得到改善。
        首先从资本角度来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低,这样的人口结构有利于储蓄,因此我们改革开放时期具有比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也会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因此在这个时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率高,回报率也高。自然地,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
        再从生产率角度来看,实际上生产率提高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这几十年来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因素都和特定的人口结构相关,称之为人口红利。有了这些因素,把它放在总体生产函数中,就得出了比较高的潜在增长率。
        2010 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之后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达到了低谷,利用新的变量进行测算,可以发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放缓。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很难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中国不再具有人口红利,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从长期来看,人口红利减弱、技术创新不足和环境约束趋强等因素,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处在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中;而中期的周期性因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无法回到快速增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改革才可以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就拿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来说:首先,出口受阻,这是因为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不完全是中国自己所能左右的。其次是消费的下滑,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近几年逆势上行的行业和企业,比如化妆品行业,前几年一直以两位数增长速度的逆势上行,但从2018年2季度开始,一些企业的销售发生了断崖式下滑;又比如,目前牛奶行业半数是亏损,甚至连方便面也卖不动了。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好的信号,因为中国的消费一直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恶化的信号。最后再看投资,出现明显变化的是民间投资的快速下降,这一现象虽然在2018年一季度形势分析会后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并开始对此事进行重新评估,但是最基本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很多专家写了很多技术性的分析文章,而我认为这绝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原因,而是大环境出了问题。
        基于当前经济形势中的一些变化,我们首先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严防出现“滞胀”的局面;二是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不改革的话宏观调控的路就会越走越窄,宏观调控的区间也会越来越小;三是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下一阶段的工作主基调,应该还是会以“稳”字当头,但也不能片面求稳,要稳中有为、稳中求进。当前最大的“进”就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此化解各种矛盾与挑战,保障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打消市场的焦虑情绪,理性判断我国经济未来走向。

中美贸易摩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时至今日,中美贸易摩擦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美国主动挑起贸易摩擦,不外乎有几点原因:首先这是由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两年中期选举的压力需要寻找外部导火索,转移民众视线;第二点,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试图推行美国优先的原则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第三点,是中国自身由于出口太多末端产品,但高新技术如芯片技术等仍受制于人。
        特朗普上台后,在其出于商人利益出发点的影响下,美国已经逐渐从自由主义转变成了现实主义思维,具体表现就是推崇国家利益至上。美国朝野、政企和民众在对中国的态度上更是达到了空前一致。这种一致性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选民和行业协会。因此对中国来说,其一是要分析主导的政客来自哪里,是代表哪个产业集中地区的选民;其二是要看行业协会最新的动向,在此基础上,提前分析美国整体的动向,未雨绸缪地提早研究制定策略和方法。
那么,我们应如何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和朋友,提前做好预判并拉拢盟友,也要充分吸取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经验教训。在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会对美国各相关产业做替代性分析、坚决不打金融战,并用美国的“朋友圈”和贸易手段来对付美国,还会牺牲个别产业去换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比如当年用牺牲纤维产业来换取冲绳的“回归”。
因此,贸易战最重要的应对方式就是看清本质,比的是体制制度、决策体制、纠错机制和信息机制。在具体的战术上,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加速对外开放,以坚持对外开放来应对保护主义,占领道德制高点;其次,要加强国内部门间的协调,特别是要增强体制的弹性;此外,中美之间需要推动形成改革共识,既包括国内的改革,也包括国际组织的改革。尤其在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大家更要形成共识来推进改革。

转变发展方式:换挡超车,转型升级


        如今,中国正从高速增长方式走向高质量发展,过去高投资、高出口、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低效益、不平衡、模仿型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所谓高质量发展方式,就是要从过去的以GDP为中心转向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中心,它的基本特征应当是巧投资、稳出口、低投入、低污染、高效益、高效率、包容性、创新型可持续发展。
        在转变发展方式上,需要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三方面着手实现政策转型,并在经济、政治体制转型方面,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到金融发展,应从过去以金融业自身发展为中心的高速发展,转变为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
        转型升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换挡”。不仅仅是所谓速度的换挡,从高速档换到中高速档,更重要的是质的换档:从国有企业的档换到民营企业的档,从政府档换到民间档。尤其是信贷资源的配置,必须转向民营企业,这就需要制度上的转型升级。
在我国GDP增速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6.7至6.9区间的“L型”走势下,目前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释放出了最新信号。尤其是今年三季度以来,货币政策的提法发生了变化,要求把好货币供给总匣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降息和降准这两个难点。总的来看,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还是应坚持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坚定不移地去杠杆;二是平稳处置金融风险,尽量防范处理过快或不当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三是要坚持汇率的市场化。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三个大的周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危机和经济困难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必须头脑清醒,坚持正确方向,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又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让改革开放的航船稳健前行。
        总而言之,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随着新的一轮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将实现新的增长,迈向中高端,中国经济和国家治理也就能够早日实现现代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