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期 贾康——全球金融新格局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2018.09.01  

主题:探讨全球金融新格局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主讲:贾康

         著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时间:2018年08月25日


        8月25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先生做客第35期金融家俱乐部,应邀以《探讨全球金融新格局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针对2018年风云变幻的世界贸易格局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未来方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全球金融格局动态


        今天,我想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谈一谈在全球金融新格局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再从宏观落到中观、微观,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在全球金融格局的演变动态中,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尤其是它的“货币金融全球霸权”在世界金融危机前后再次得到了确切无疑的体现。2008年金融海啸升级为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也冲击了中国经济。因此我们不得不启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来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而美国吸取了雷曼兄弟垮台的教训之后,果断地反复出手去挽救花旗、两房、贝尔斯通等机构,市场上弥漫的恐慌心态得到了安抚,自此进入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过程。

        美国人自己在金融创新里惹了祸,却让全球买单。但在风雨飘摇中,全球各个利益关联的主体,他们首选的避险资产仍然是美元资产,其中最安全的是美国的国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美国依仗着世界头号强国的实际地位,在世界经济发展必须找到主权货币作为硬通货的当口上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取得经济学上所说的铸币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也再次证明美元的货币金融全球霸权局面无法撼动。虽然中国也试探着给出一些压力,比如周小川行长发文罕见地探讨世界金融货币体系中的改革问题,如增加特别提款权的多样性,探讨一种新的世界货币等等,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还要走很远。

        目前,人民币结算金额的全球占比不到2%,虽然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而且在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人民币要真正走向国际化首先就是要自拆防火墙,在制度上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不再管制,这是最基本的前提。此后,人民币还要再经过市场的认可期,当市场观望后认可人民币抵御热钱快出快进的能力,人民币才有可能变成储备货币的一个选项。那时,人民币才算真正走向国际化。当下,美国既然依旧拥有货币金融的全球霸权,世界的格局仍然是继续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美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并且在升息通道里反复出手操作,预计年内美国将会再次升息,而且最大的可能性是明年还会继续升息。

        欧洲也在走出危机阴影和阵痛阶段,但是它的发展势头跟美国相比还是差了一截;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操作期间,也有所起色,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日本作为一个成熟度相当高的经济体,日本老百姓仍然不断地出手买日本的公债,包括它的国债和地方债。而日本的公债90%以上是本国国民持有,所以本国国民只要不丧失信心,那么日本的公债就可以把雪球越滚越大。总而言之,世界金融格局演变的动态是总体向好的。美国带头复苏崛起,欧洲和日本在一定范围的波动中向前发展。


贸易摩擦再升级:只是冰山一角


        特朗普执政后,世界的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现在贸易摩擦升级的背后,特朗普所做的这些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点的事情,其实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的特殊性行为。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受到了很多抨击和批评,但是在对中国表示强硬态度方面,美国朝野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甚至在特朗普对中国施加了一些强硬手段,自己想要往回调整的时候,却遭到了美国国会的否定。比如说中兴公司因为芯片事件被美国一剑封喉,本来已经面临倒闭,但特朗普表态,列出了巨额的罚款、改组高层管理机构、接受美方派驻的监督人员等一系列苛刻条件给了中兴一线生机。结果,美国国会启动程序,要否定特朗普给出的宽限。在这种压力信号下,美国正不断传递出对中国一步一步增加贸易压力的信息。在贸易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世界金融格局肯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美国前一段时间,想要以类似自贸区联盟的方式在发达经济体之间拉一个“朋友圈”,这首先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压力,虽然这个朋友圈要想真正落地也不容易,但是不得不防。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挑战呢?首先,我们要在多边博弈中,想方设法地增加发达经济体间的摩擦。中美现在产生了贸易摩擦,我们就可以争取搞好和欧洲、日本的贸易关系。中国要动用经济体之间的潜力空间,来形成多边博弈里对自身更有利的局面。虽然从贸易开始到未来经济和金融新格局的演变,现在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遏制中国,将会成为以美国为主导这一过程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可以说,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变化是早晚都要来的,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曾经是中方希望的共赢、共同发展为主导的状态;而现在双方在跨过一个临界点以后,实际上更多的是“丛林法则”在主导局面。

        中美的关系现在出现了向坏的明显的转变,应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既然到来就一定是长期的,未来贸易战概念下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会成为常态。在这个格局演变下,美国作为老大,现在已经在战略姿态上明显地亮出“遏制中国”的底牌。

        其次,中国的战略思维,必须重温邓小平当年“善于守拙,有所作为”的战略考量,尽量低调,绝不当头,进而争取有所作为。我们要尽量低调地把发展过程拉得越长越好,来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同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争取“斗而不破”,在双方有所妥协后不停寻找新的平衡点,并借“多方博弈”的所有可能,使平衡点尽量靠近我方意愿。

        第三,在面对复杂情况下,在比较优势战略已经不能覆盖的领域里,我们要制定好“举国之力2.0版”的追赶、赶超战略,但是要努力地防止滑入类似冷战的局面,按照中国现在的实力去和美国对抗,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要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让自己更充分的发展。

        总之,外部世界正在给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在由贸易摩擦升级所带来的经济关系和多边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观察,秉记“善于守拙,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不确定中的确定性:做好可做之事


        下半年和今后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外部“贸易摩擦升级”的冲击,对GDP的影响和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等。虽然很多未知的变化我们只能被动地“防患于未然”和做好应急的准备,但在诸多不确定性中仍然含有确定性:只要中国“做好自己的可做之事”,时间就会成为我们走上坡路的最好的朋友。那么,可做之事的要点有哪些呢?

        一是,中国要在引领新常态的“L型转换”已基本成型的基础上,依据“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进一步发力扩大内需,紧密结合结构优化。2010年,当我们意识到两位数的高增长局面不可再持续之后,就提出要引领新常态,实现龙头指标GDP增长速度“L型”的软着陆,如今本应是探底完成之后,进一步凝聚市场上向好预期,从而真正实现企稳的当口,但这时候贸易摩擦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扩大内需是中国必然的选择。只有进一步通过扩大内需,才能争取使“L型”转换继续延续运行。那么,贸易战到底对中国的增长速度影响会有多大呢?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6.8%,并且从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下半年不会出现经济急转直下的表现。

        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已转向“松紧适度”,这很有必要,也别无选择。财政政策应在配合总量扩张的同时,更积极地在投资、消费两方面发力,尤其要注重结构优化。首先,在投资方面要积极促进“有效投资”。什么叫“有效投资”?比如有人说中国已经走过了城镇化和不动产的高速增长期,但我不这样认为。北京现在还是要将天文数字资源继续砸到地底下,争取尽快建成跟纽约、东京、巴黎、慕尼黑等城市类似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公共交通的建设就得筹集资金。用PPP模式来做类似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如北京4号线是引进的港资,现在16号钱又继续引进港资接近完成。事实证明,这是促进有效投资的积极举措,只要资金链不断裂,就能够延续这个发展过程,也让老百姓越来越满意。所以,我们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其实大有可为,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的重点是企稳讲规范,但绝对不是要叫停PPP。只要机制处理得好,政府拿出一小部分钱来做可行性缺口补贴,就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其次,在消费方面要积极促进“有活力和预期支撑的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要让劳动者、农民工更敢花钱,就要为他们匹配更好的社会保障,把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实事办好,老百姓才会拿出预防性储蓄,真正把提高的收入花出去,形成有活力和预期支撑的消费。

        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攻坚克难,目前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啃硬骨头”,已经到了事关“冲过历史三峡”的关键性阶段。唯有取得“决定性成果”才能在全面小康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达到“新两步走”目标,大部制改革、制度反腐等啃硬骨头的任务,还要匹配“混合所有制”改革、教育与科技改革、司法体系改革、不动产相关基础性制度改革等硬仗。

        三是,坚定不移地全面扩大开放  以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2018年博鳌论坛以来中国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都在顺应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当我们客观地去考察,会发现中国还有继续扩大开放的空间和必要,如药品、互联网、金融、外汇与“人民币国际化”等等案例,都在呼唤“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何工作再抓实”。合作竞争中的“与狼共舞”,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向下唯一的共赢之路。

        贸易摩擦升级以后,中国降低关税、放松金融准入等举措,也是跟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减少过度垄断的因素,会推动制度的创新和改革。当我们被动地应对外部的变化和压力的时候,可以更积极主动地做好我们在改革开放路途上应该做好的事情。

        四是,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支持创新。减少“贴标签”式的极端化观点的干扰,务实地打开企业层面,科技领域、行政管理的创新空间。新一轮思想解放中要做的实事有很多,如“互联网+”“普惠金融”“产业引导基金”,加大“科研自主权”等等。

        当然,在所谓的“内忧外患”下,对外部环境十分敏感的股市汇市可能受到一定的冲击;在“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美长期角斗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能排除早晚要破7。但如果中国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把潜力和活力调动起来,继续以中高速向前运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中国能不能够实现结构的优化。因此,银行金融系统还有企业界,要趁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况下,抓住优化结构这条主线,争取能够真的进入高质量发展。

        今年来山东省特别强调的新旧动能转换,我觉得意义十分重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成本越来越高,资本无处可投……这些都是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必然会面对的情况,而新旧动能转换对应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把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和制度变革的最大红利,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传统要素,这才能有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回旋余地,在外部不确定性压力到来之后,需要有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在结构优化方面,要面对全世界义无反顾地继续全面扩大开放,而开放实际上会倒逼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我们唯有真正把改革开放、创新图强的事情落实做好,这才是硬道理。


        演讲结束后,贾康就现场嘉宾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提问一:目前从紧的金融政策应如何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引导金融活水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贾康:其实从紧的金融政策已经开始向松紧适度的方向进行调整。但如果要确实地金融活水引进科技创新领域,就一定要有财政方面的呼应和配套。如果按照中国常规的以间接金融为主的商业性金融,就很难发放贷款去支持科技领域前期的创新。

硅谷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经验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中国如果只是单纯地仿效是不行的。现在,我们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的方式,由政府设立母基金,财政后盾出资,但并不直接去做一线的操作,由带着民间资本的子基金决策团队去寻找风投、创投、天使投资支持的项目。阿里巴巴的成功,走的正是这条道路。阿里巴巴在前期注定无望得到贷款支持,就是在关键的瓶颈期,孙正义拍板给了马云20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要将金融活水引进科技创新领域里,不能简单地靠传统的商业金融解决,要更多的引入政策性融资。虽然这种机制存在着风险,容易产生双轨制带来的麻烦,但是我们要抑制它寻租的可能性,依靠专家集体决策、多重审计监督,以及必要的风险防范和止损机制等等,争取让它能够闯出一条路来。



提问二:房产税明年会开始征收吗,征收的困难在哪里?如果房产税开征会对一二线城市的房价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贾康: 贾康:对于房产税这个牵动千家万户的热点问题,现在有关部门应当还在积极准备。当然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可能决定它的早晚,但我们现在无从推测。

所谓房产税的征收困难,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社会对房产税的接受程度。在中国社会开征房产税一定要跳出美国的普遍征收模式,比如探索第一单位的免税方案,至于具体的方案人均多少平米免征,还是第一套或者前两套房免征,都需要讨论过程中间去寻求社会可接受的执行方案。

我的想法是,房产税的征收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一点,如让公民自己选择认定自己的第一套房,不进行征税;如果评估认为房产税的征收将会迎来新一波的离婚潮,那就可以把政策放得再宽松一点,比如单亲家庭第一套房不征税,双亲家庭前两套房不征税,这时社会的接受度一定会很高。其实从第三套房开始征税,实际上是潘石屹几年前提出的建议,关键就是要在税收法定过程中解决一些设计上的困难,并且在具体征收的时候需要柔性切入。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完成了立法过程以后,要在对地方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开征房产税,这是用经济手段去置换副作用很大的行政手段的必然选择。随后的二线城市,凡是比照一线城市,现在实行严格的行政手段的限贷、限购,甚至限价的,也应该赶快用经济手段替换行政手段。

最近有人说中国的楼市要崩盘,泡沫要破灭,像日本一样不可收拾,我认为言之尚早。我在这一两年也跑了国内不少地方,不光是中心区域,也有很多的中小城镇的新区,那里仍然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前段时间,中小城市的房价都在跟着一线、二线,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迅速上升,这是客观规律使然。未来还要有几亿人要从农村区域到城镇区域定居。

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了中国城镇化率的逐渐提高。现在,我们常住人口58%的城镇化率是有明显的水分的,更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应该是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42%。所以,我们高速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其实才刚走了不到一半,而日本楼市的泡沫破灭是在77%城镇化水平的位置发生的。


提问三:您认为现在企业的减负空间还有多大?


贾康: 我国企业的税负可能还要继续减,但实际的空间已经有限了。企业还有很多其他的税外负担一定要纳入眼界,但要缩减这些,就不是减税概念所能覆盖的了。比如五险一金的缴费以后要由税务机关来征收,管理力度会加强,但是它的标准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太高了。怎么降低?现在如果没有一个配套改革方案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每个大省基本都是一个蓄水池,蓄水池之间最多做到了省级统筹,但各个水池子里的水不能相互调剂。比如,辽宁省的水池见底,如果再降低缴费率,中央就要给予更多的支持;而广东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决定了大量的滚存结余越滚越多。但如果能够全社会统筹变成一个蓄水池,那么缴费水平就自然而然可以往下调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是得啃硬骨头。十三五开始放出了一些风声,中央要试着进入调剂。这已经不单纯是减税的问题,而是一场攻坚克难的改革。

以往企业行政性的收费高达好几百种,而且全都有红头文件依据。企业减税负就要“拆香火”,除了保留必不可少的审批权等,其他应统统拿掉。


提问四:现在中国在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下,政府没有违约成本地举债发债,对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影响?


贾康央行的徐忠博士曾说,中国要考虑地方政府破产来约束地方政府发债。实际上美国在联邦制下,地方政府是有破产先例的,但美国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只是把原来地方政府的负债做一个清理了断:把原来的旧债按一定的规则处理以后,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替换新的领导班子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


在中国,地方政府很难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它的债务问题。因此,把更多地约束条件往前提,将重点放在预警工作上来及时叫停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如果能够防范这种风险,就不会伤害普通的老百姓和投资者。比如温州的跑路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不得不动用公共资源来平息事态,缓解参与集资的老百姓受到的伤害。